职责追责型责任清单克服了单一职责型责任清单的缺陷，具有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的制度优势。
不难想象，学术共同体内部可能存在三种类型的冲突。斯门德指责安许茨的观点完全无视学术自由在德国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且如果将学术自由条款当作依法行政原则的重复，那么就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特地在宪法上规定学术自由。
最后，他认为第47条中的科学研究自由就是其他国家所称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由是同义语。具体来说，这种学说认为学术的定义应该交由学术研究者自身来决定，学术外部世界不应当对此进行干涉。[5] 承认的形式既包括明文规定，又包括通过宪法解释推导而出。[71] 当然，学术共同体的内部治理是否首先应当交由共同体自治，由自治规范来进行调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56] 四、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冲突与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 （一）现代社会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冲突 上文提到，有关学术自由的传统讨论普遍认为，对学术自由的侵害主要来自国家层面。
根据这一观点，大学的内部结构合理化、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权利保障就不仅仅是行政组织法或民法层面应当研究的课题，它同样属于宪法学研究应当探讨的对象，是学术自由条款对国家产生的积极义务要求。这不仅是学说上的共识，[40]也被我国《宪法》51条所确认。也因此，感知、感觉、认识的互通有无随之建立，亲和力随之实现。
{47}如果传统观点成立，在审理正确这一层面，则法庭空间属性多样化的逻辑就会疑窦丛生。此外，即使心怀司法为民，也未必会出现有益有效的行动结果。不言而喻，前述样本中基层法官当然知道法庭具体空间还是法庭，亦知晓家庭具体空间总归是家庭。{21}民间盖碗茶虽然有变化，但大同小异。
这意味着，表达观点，传递信息，如果期待成功，表达者便会揣摩空间如何，或应使之如何。而他们所以如此，展示感受相互性和环境重叠的理念，是因为其拥有微观反思性的态度和愿望，同时，基层法官也需要建构更具活力、更具针对性进而更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的司法环境。
上述基层法庭的法官在职业空间和他类空间(如日常生活空间)之间开拓了一种新型理解，体现出了一种空间建构的辩证思路。显然，面对邻里、家事纠纷，当事者往往理性与感情相互交织，既会理性思考判断是非曲直，也会感情焦虑，且情绪方向时不稳定。这种微型空间，传达着积极的意向和具有亲和力的态度，它使当事人明白、体会法庭的用心并被打动，从而对法庭表现出自然的积极回应。与此相对，当事人提升了主体权利的自信，且在依然知晓面对的是裁断之官之际踊跃参与对话。
以广西南宁、柳州、防城港、百色、贵港、崇左6市的10个基层法院为例。{38}相对于法官，由于长期的社区关联性与合作纽带，加之社区权力关系历史集体记忆的延续，社会大家庭(特定社区)和自然小家庭的心理意象容易自然接融，社会能者在法庭上，会使当事人心理放松，也更易弄清纠纷的来龙去脉，破解纠纷的关键症结。实际上，我们已知晓，不论西方还是中国，即便在现代标准的法庭空间中，也曾出现过以后还可能出现审判错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可在办公室里布置花草盆景，在餐厅里陈设壁画装潢，在健身房里播放音乐，在游戏室里装饰绚丽的灯光……显然，上述法院的法庭，其环境主要特性依然存在，但法官移入了不同的环境属性，于是进入法庭后的当事人既能感受多种环境的功能，又能增加对法庭裁判属性的接受，叠加的正面效应显而易见。
一位走出浦江县人民法院的当事人就曾说过，面对盖碗茶的法庭微观空间和法官没有官味的端茶续水，感觉很奇妙，就像小时候看到街坊邻居在路边的茶馆中处理事情、解决矛盾一样，没有压力，很轻松。当事人进入法庭，映入眼帘的除法庭空间的物品摆设，还有法官的性别形象、身份显示、表情变化等微观环境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均会相互作用、彼此支撑，持续法庭裁判的始终。
因此，客观视角实际上不自觉地圈定了一个对象的初始性。使纠纷因为这种法庭环境的小而具体，变得更容易解决。
当看到有别于等级化的桌椅摆放，还可茶叙话情，身处圈椅圆桌沙发，法官会心情放松并释放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的意愿，柔化法官形象的冷硬层面。{23}这种情形表明，如果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和法官之间，能够通过轻松、友善、真诚的交流作为纠纷解决的铺垫，使得案情原委得以顺利揭示并由此使各方愉快地接受裁判方案，则法庭空间原本期待的理性和权威，便能较为顺利地实现。法官具有权力身份，这种身份和女性自身的温馨形象巧妙融合，往往会产生刚柔并济的效果，在对当事人各种理性谋划释放心理干预之际，使当事人的心灵得到慰藉。本文相信，即法庭空间实践最终是以社会运作结果的成败来评判其意义，而且，这种成败反过来又会制约司法策略的定位与调整，甚至迫使实践者必须反思既定的追求和努力。{24}而前面提到的蒲江县人民法院，在家事调解室里，将磨子(碾压谷物成粉浆的农具)放在最易看到的地方，寓意一个家庭来之不易，亲属间应该且需要不断磨合，{25}同时，在调解室旁另设有母婴休息室及儿童看护室，墙面粉色、窗帘绿色，奶粉、小木马、尿不湿、儿童床、家庭合照一应俱全，可谓无微不至。作为试点，法官一般采用会议圆桌开庭，或通过会客厅调解，用小办公及家用式桌子或沙发代替传统的审判台。
{50}45与此对应，法学界有学者指出，宗教意味着崇拜，故为尊重法庭便应使法庭具备仪式威严，如此，当事人进入法庭空间就会心生敬畏，{51}408-410随之陈述真实案情，而法官亦有神圣之感、责任之感，如此则审理正确较易实现。在盖碗茶实践中，法官扮演了双重主导角色。
{2}39-40然而，即使如此，也应看到初始性概念的存在无法阻碍后续性现象的产生。但需注意，所谓主要是何种层面、角度的主要，谁之主要。
这一意识形态要求另外的理念作为必要的补充。这些研究，自然涉及了当事人面对审判者的性别及其协作者社会身份，包括附加举止时会有何种感知，但似乎没有或极少有意识地触摸物理化和人文化结合的复合法庭空间，而进入这一概念，也许有益于深化问题的理解，丰富人们对于基层法庭执法的思考。
而且构建标准化现代基层法庭空间，并非就无法司法为民。由此深入，不仅要反思法律人头脑中的司法是什么，而且要深思当事人头脑中的司法是什么，将两者对照，并将适度的互动协作理念纳入传统的法官是法律王子(德沃金语)的司法理论。但行为举止的视觉印象，依然会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并以颇为自然的方式辅助法律叙述。毫无疑问，作为人们理解客观中立理性的司法标配，这样的法庭空间有其意义，已经也将继续维护和提升司法的严肃性和社会认同。
但提到中国实践，并不意味着本文试图再次张扬这仅仅是中国经验。由此，我们可发现法庭和家庭在某种场合空间的属性叠加及感受相互性的添附之必要。
但仍需看到，此种设计源于西方，是在特定地方性的具体语境中逐步孕育生发而成的。五、法庭具体空间属性多样与＂审理正确＂ 讨论至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法庭空间属性某种程度的丰富多彩与司法追求的审理正确，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 审理正确意味着，法官尊重证据和法律事实，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裁判。
{23}女性法官总能在细小处发现问题并帮助解决，柔性司法很受当事人欢迎呢。因为趋同化的模式并不能保证获得趋同化的效果。
客观视角正像当代法学理论已讨论的，因为没有参与和自我实践的情景元素{33}13-14倾向于观察对象自在属性的大致认定，将观察对象的复杂性隐去不论。而法官亦会认为职责在身、不容随意，法庭空间便被设置成沉着、明睿、中立、摆设正式(如法槌、台签)、人员伟岸(法官高坐或法警高大)，这是类似上述初始性的效应问题。这是断然裁切，不是包容多样。人们对法庭空间属性的初始设想，如庄严、肃穆、等级、有力、男性特征明显，包括举止干练简净，无一不是为了司法的权威。
{21}整体来看，在基层法院操作中，盖碗茶是一个物质核心，环绕左右的还有其他衬托，如寓意特别的门窗，含义多样的桌椅，还有辅助性意向的一些摆设，基层法官的某些实践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展开的。有人当然还会认为法庭只能是威严的，家庭就该温馨，但也有人会疑惑，为何法庭必须是衙门式的，而毫无温情可言？为何家庭必须是温馨的，而没有严父虎妈？由于主体实践的视角包含了利益、情感和需求，显然会使关于法庭及家庭的感知出现分化，既会保持甚至更严格区分两者，也会将两者互融，甚至将两者置换。
例如，新疆昌吉市人民法院大西渠人民法庭庭长赵瑞琴，作为全国基层司法的模范典型，在盖碗茶调解室调解过一起离婚案件，召集当事人来到后，她不仅沏茶捧给当事人，而且指着调解室正面墙上的和字说，和，就是和气、和睦、和谐，与当事人坦诚交流。现代司法通常都注重构建富有内涵的空间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度上也作出了相应规定。
{34}99以主要来定义并清晰地分开法庭和家庭，构建不同的具体微观空间，恰是主要地面对和处理不同的社会问题。但此种勾连关系，一般只是揭示了一种初始性。
